这些宪法学派都具有虚假的特点，是伪宪法学。

[23] 孔德：《论实证精神》，商务印书馆，1996年。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不同国家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公民权利不同，公民权利本身有一个发展的过程，不只是靠宪法，更是靠人民的艰苦努力创造出来的。

中央集权阻止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经过短暂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即使在该阶段，孙中山也提出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主张，使得资本主义无法在中国大地生根发芽和开花结果），中国就进入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继而经过改造进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初阶阶段。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而且，经过考试取得的官位不可继承，官吏在位期间所集聚的产业不足以构成欧洲那样的大家族，无法形成相对稳定的贵族。按照常识，联合中总是更强者占据主导地位：最强者与强者联合时最强者占主导地位，强者与弱者联合时强者占主导地位，最强者与弱者联合时最强者占主导地位。首先，亚里士多德将人仅仅分为完全为公共利益和完全为私利是不符合现实的。

如果我们将强弱的序列扩展到全球，不同国家又可以按照强弱排序。一个国家之内，通常情况下政府是垄断暴力的最强者，当地方势力或者经济组织比政府更强大，政权就有可能被瓦解或被颠覆。《政治科学》明确提出，宪法还可以给政府打上合法性的烙印，既具有象征性，也有实际功效。

郑也夫对十九世纪末叶清朝社会和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国民党统治时期知识分子与平民的收入做了一个估算：清朝末叶知识分子的平均收入是体力劳动者的13倍。改革开放以后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大概以2000年为分界线，中国宪法学界发生了更新换代。[58] 林来梵：《宪法学讲义》，法律出版社，2015年第2版。例如西方列强曾经通过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

对事实的客观描述是科学的第一步，解释事实的发生是科学的第二步，解释是为了预测，预测的准确性使我们惊叹于科学的魅力。形式逻辑要求科学理论大厦中的命题可以通过基础性命题（所谓的公理或者定律或者假设）通过演绎必然地推出，命题之间不能相互矛盾。

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学正好满足了汉帝国政治的需要。实证既可以是社会现实的实证也可以是法律规范的实证。为汉朝制定了一套礼仪制度并且影响了整个封建王朝的汉家儒宗叔孙通就有儒术不足以进取，可以守成的断言。在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分为三个层次：与交换没有任何关系的、自给自足的物质生产。

法家的假设是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不能信任任何人，皇帝依赖法家实现了国家的强大，也不信任法家人物。西方近代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直接或间接改变了世界进程。自由资本主义国家中，学者的地位并没有旧中国时期那么大，但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47] 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2017年。

董仲舒强调从养士开始，切实培养一批有用人才，选贤任能，以各级官吏的模范行为成为整个社会的行为典范。社会科学理论的优劣亦然。

以垄断或者寡头垄断为特征的秘密交易的资本主义。[3]道体允执厥中由前圣传之后圣。

[66] 《政治科学》明确宣称，根据美国宪法序言，美国致力于六个目标：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确保自由幸福。中国文人的道统思维往前可以追溯到孔子，一直延续到今天。[61]规范宪法学的第二个层次关键在于规范宪法概念。西学的核心是黜伪而崇真 [8]，也就是科学精神。[22] 罗素：《西方的智慧》，王岚译，中国致公出版社，2010年。[9]在此，爱因斯坦揭示了科学理论的两个特征：形式逻辑所构造的体系和实验方法。

规范宪法学的代表人物认识到大多数的宪法学家主要研究的是自己国家的宪法，而且是自己国家的现行宪法是‘宪法教义学的必然要求。在西方，每当有人攻击资本主义的罪恶时，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便回答说，这是自由兴业和市场经济的必然伴侣，在相对意义上是最小的弊端。

必须强调指出的是，三种政体中的两者联合节制第三者并非要消灭第三者，而要保障第三者的生存和基本权利，对强弱关系的格局也不能造成根本改变，否则政治制度就不会持久，最终会成为两个主体的政治，而非三主体的政治。技术是方法应用的结果，具有特殊性，是授人以鱼。

自然科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等等不研究社会关系的学者谈政治与一般人并没有什么区别，而哲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法学家、社会学家等等研究领域涉及社会关系的学者以其系统的学识来评判政治，是作为学者参与政治。学者为学术而学术的意义正在于学术可能赚不了钱但对社会有用，学术可能现在没有用但未来有大用。

根据国家的大小和竞争程度的强弱，资本主义国家可以由从几个、几十个到几百个、几千个资本贵族或资本家控制的贵族政治或者寡头政治。显然，无论中国学者还是外国学者研究中国民主的科学方法都应该是实证调查中国各个阶层人民的所思所想，总结出中国民主文化，构建中国民主理论，预测中国未来的民主走向，合理建构中国的民主制度。这类学者言必称希腊，言必称西方，西方的观念和制度成为了这些人的标准，作为评判中国政治社会的利器和变乱中国政治社会的法宝，从注释孔孟之道到注释西学经典，古道道统变成了洋道道统。它只能是一个有机体，一个错综复杂的社会要素，通过它，那个得到承认并在行动中多多少少得到维护的集体意志开始凝聚成行

任何企业和个人如果用美元交易、如果用服务器在美国的邮箱发送邮件，都在美国的长臂管辖范围。现代社会就是一个抽象社会。

让我们回到学术问题上，我的意思是在今天的信息化时代，讲国家能力的时候，可能需要把这个能力进一步细化。今天中美贸易战的核心是什么？是法律，是规则，涉及到知识产权、WTO、反垄断和政府补贴等法律问题，这也是全球法律治理中的规则问题。

我们不要把法治搞得很神秘，变成了一套神化了的意识形态，而要在社会科学意义上强调，法治乃是一套技巧的国家治理术，用王老师的概念来说，就是一种独特的国家能力。三、国家治理现代化：充分认识现代法治的抽象建构能力 首先，我想给王老师的研究补充一个案例。

今天，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而我们的领导人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个对世界体系的不同理念背后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传统。比如我们大家都知道反恐战争这个概念，但真正的反恐战争不是我们电影上看到的打打杀杀，而是美国以反恐为名通过一系列法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爱国者法案，来审查全球资本的流动情况，反恐一线的真正战士乃是美国财政部、司法部、国土安全局的文职官员，他们追查哪些机构的为恐怖组织提供经费，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链比战场上的枪炮更能消灭恐怖组织。比如同样是现代的军事财政国家，同样是欧洲殖民帝国，为什么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帝国最后衰落，而荷兰、英国这些帝国兴起，在帝国理论的比较研究中，这是一个普遍的话题。过去几十年，我们很快学会了如何驾驭市场经济，相信我们也会学会如何驾驭一个法治社会，进而学会驾驭复杂的全球法律治理。

比如我们的经济学研究集中在微观经济学，研究企业和市场，这本身没有什么问题。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看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从简单的、具体的治理走向越来越复杂的、抽象的治理。

因此，中国学派必须要在全球思想对话中产生的，而绝不是关起门来自说自话，必须变成扎实严谨的学术研究而不是舆论宣传。这些人一旦离开媒体炒作在学术界就没有任何影响力。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虽然在崛起，加入到全球商业贸易体系中，但我们缺乏建构全球体系的知识和人才储备，缺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治理世界的能力。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把王老师的研究，就会发现他始终在与西方主流学者进行对话。